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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焦点面对面】枝叶总关情，中国十年书写民生保障新篇章******
中新社北京10月12日电 题：枝叶总关情，中国十年书写民生保障新篇章
——专访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司司长欧晓理
中新社记者 王恩博
药费清单上的报销比例更高了、高质量养老托育服务选择更多了、街头巷尾的公共健身设施更丰富了……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中国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正被诸多日常生活细节所记录。也正是这些细微处的变化，在过去十年间一笔一画，写成了一篇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大文章”。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司司长欧晓理日前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夯实民生基础，筑牢民生底线，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发展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时期。随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丰富、全面，“民生”二字已不再是单一领域的概念，更演变成综合性、多向度的载体。
十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2岁；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健全，养老床位近十年增加近一倍，规模超过800万张，普惠托育服务实现“从无到有”，更好帮助亿万家庭扶老携幼；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6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10.4亿人……数字跃动间，是中国人生活的全方位改善。
资料图：2021年12月28日，甘肃省妇联保育院的孩子们观看兰州市野生动物优秀摄影作品科普巡展。徐雪 摄当然，民生事项千头万绪，从来都不乏新挑战。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保障和改善民生带来“加试题”，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上至百岁老人下至新生婴儿，都得到全力救治，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加快，积极应对这一进程事关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今后一段时期，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将年均增加逾1000万人。欧晓理提到，政府要强化保基本兜底线职能。着力满足所有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织密扎牢特殊困难老年人兜底保障网。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眼下，中国仍有一些民生问题交叉体现在各个领域，有待进一步解决。民众对相关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从“要有”向“要好”转变，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今年1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中共中央宣传部等20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对未来一段时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安排。紧扣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优军服务和文体服务等需求，改善民生这篇“大文章”里的更多细微之处，料将得到细致关照。
欧晓理表示，这项工作将坚持一个原则，即“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既要关注回应民众的“急难愁盼”，努力满足民众美好生活需要，也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负担能力，合理引导社会预期，不吊高胃口、不过度承诺，实现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频共振”。(完)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司司长欧晓理(右)日前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 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过去十年中国民生领域取得历史性、全方位成就。具体到社会领域，哪些进步最值得关注？
欧晓理：人民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民生基础，筑牢民生底线，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发展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这十年，中国人民实现全方位生活改善。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上至百岁老人下至新生儿，都得到全力救治，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果。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9年。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2岁。文化旅游繁荣发展，文旅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多元。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37.2%，人民群众生活方式更加文明健康。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健全，养老床位近十年增加近一倍，规模超过800万张，普惠托育服务实现“从无到有”，更好帮助亿万家庭扶老携幼。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6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10.4亿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后，我们不失时机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补短板上水平，大力发展普惠生活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多样化的美好生活需求。
中新社记者：十年来，中国老百姓生活的变化体现在方方面面的诸多细节上。能否举个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例子？
欧晓理：十年来，一项项真真切切的实惠，一件件实实在在的好事，不断提升着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减少患者跨省就医、解决“看病难”问题的重要举措。2019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扎实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和有序扩围。截至目前，已有20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加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实现三批共50个项目落地实施，规划设置床位超过6万张，派驻专家超过3000人，实现先进医疗技术快速平移，跨省就医流向得到初步改善。按照工作部署，接下来将把其余省份全部纳入建设范围，实现全国全覆盖。目前正在抓紧推动第四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落地，努力向“大病不出省”的目标再迈进一步。
资料图：北京市普仁医院内的自助服务终端。徐婧 摄中新社记者：公共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中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哪些整体考量？未来将如何进行系统谋划？
欧晓理：健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重大举措，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有利于促进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于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年1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我委会同中宣部等20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对未来一段时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安排。简要来讲，就是要坚持一个原则，发挥两方力量，抓好三项工作。
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既要关注回应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负担能力，合理引导社会预期，不吊高胃口、不过度承诺，实现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频共振”。
发挥两方力量，就是要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区分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政府保基本，多元促普惠，统筹各种资源，引导各方参与，形成政府、社会、个人协同发力、共建共享的公共服务发展格局。
抓好三项工作：一是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着力补齐短板弱项，全面落实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目标人群全覆盖、服务全达标、投入有保障，地区、城乡、人群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明显缩小。
二是多元扩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要积极推动政府、社会、市场多元参与，围绕托育、学前教育、县域普通高中、养老、医疗、住房等6大领域，快速增加人民群众负担得起的普惠性服务供给，推动供需矛盾明显缓解。
三是推动生活服务与公共服务有效衔接，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引导品牌化标准化建设，不断丰富高品质多样化的生活服务供给，既促进消费、满足群众需求，又为今后公共服务提档升级蓄势储能。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有关部门抓好《规划》各项任务举措贯彻落实工作，做到任务有实招、工作有实效、群众有实感。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司司长欧晓理日前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中新社记者：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中国养老体系建设整体部署和发展思路是怎样的？
欧晓理：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60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均增加超过1000万人。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特征值得关注：一是独生子女家庭陆续进入老龄阶段，这个特殊国情意味着注重家庭养老的同时，要加快发展社会化养老；二是新进入的老年群体消费意愿和能力更强，老年人需求结构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为此，我们将重点围绕以下三方面推进养老体系建设：
一是多种路径协同发展。首先，政府要强化保基本兜底线职能。着力满足所有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织密扎牢特殊困难老年人兜底保障网。其次，扩大面向普通老年人的服务供给。通过完善规划、土地、住房、财政、投融资、人才等方面支持政策，实施普惠养老专项行动，增加普惠性养老服务资源，精准对接广大中低收入老年人群体的养老需求。此外，充分发挥市场力量满足个性化需要。做好银发经济这篇大文章，发展老年人实物消费、服务消费、新型消费等养老产业，有效满足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二是实施整体解决方案。“十四五”期间，我们创新采取整体解决的方式推进落实，组织全国各地编制“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请各个城市细化发展目标和任务，拿出一揽子支持性“政策包”，建立工作推进机制，加强养老体系建设。目前，有329个城市报送了整体解决方案，我们专门组织力量研究，逐个反馈了意见建议，指导这些城市打造量身定制的养老托育服务体系。2022年底前，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全国所有地市印发实施。
三是调动各方力量参与。我们将通过中央投资的支持和引导，带动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加大投资力度。同时，积极会同有关部门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包容开放的发展环境，完善便利高效的监管服务，让市场主体蓬勃发展，打造一批创新力强、品质优良、标准规范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为老服务优质品牌”，引导老龄产业集群发展。
资料图：河北沧州“医院进社区”活动，服务老年人。中新社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提出政府投资更多向民生倾斜，人们明显感觉到国家在这方面更舍得投入。近年来中国社会民生领域投资情况如何？未来还有哪些安排？
欧晓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建设。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始终将“保民生”作为工作重点，强调要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资支持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四两拨千斤”作用，统筹利用多种资金渠道，不断加大对社会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
社会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持续增长，重点民生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十九大以来，社会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合计超3400亿元(人民币，下同)，2022年相比5年前增长了31.8%，积极支持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旅游、社会福利、体育、养老托育等领域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为提升地方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提供坚实支撑。近3年，社会领域实际已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近1.7万亿元，有力改善了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条件，有效促进了各地公共服务供给量质齐升。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新融资渠道也不断为社会事业建设注入新活力，补充优质公共服务供给资源。
未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坚持“三聚焦”，聚焦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聚焦“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多措并举保障民生投入。持续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压舱石”作用，组织实施好社会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6大工程专项；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多种资金渠道，完善要素跟着项目走的保障机制，加快项目实施；激发社会力量积极性，引导带动社会资金共同参与民生领域事业产业发展。通过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种作用”，促进形成多方合力，保障好基本公共服务等民生底线，切实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促进形成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生活服务供给，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东西问丨陈坚：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 中新社济南1月11日电 题：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 ——专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 作者 吕妍  作为中国五岳之首和古代帝王封禅胜地，泰山被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是中国迄今所存面积最大的摩崖石刻佛经，刻在泰山中溪支流约1200平方米的缓坡溪床石坪上，构思奇巧，气势宏大。《金刚经》石刻缘何而来？佛教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如何与中国艺术形式融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佛教自传入后便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国佛教文化。中国的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等，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影响，其中，摩崖石刻具体受到了哪些影响？ 陈坚：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而这中国化的佛教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真正实现了“文明互鉴”意义。  泰安洪顶山摩崖石刻。受访者供图所谓“摩崖石刻”，广义而言就是人类在自然界的崖壁岩体上刻画和雕凿意在反映人类自身思想和实践的各种符号和图像。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岩画”，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摩崖石刻的内容也不断变化，日渐丰富。这在中国尤其表现为佛教传入后佛教题材的大量涌现，如甘肃敦煌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都是大型的佛教摩崖石刻群。至于规模较少或单体的佛教摩崖石刻，大江南北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依主题分，那么中国摩崖石刻中数量最多的就是佛教摩崖石刻，它们既是记录佛教中国化漫长千年历程的“有生命的石头”，同时又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艺术瑰宝。 中新社记者：佛教的《金刚经》为何会被刻在泰山的石壁上？这与《金刚经》蕴含的核心思想有关吗？ 陈坚：从内容上看，中国的佛教摩崖石刻，包括石刻佛像、石刻佛经文句和石刻佛教名号。在山东众多的佛教摩崖石刻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石刻，刻的是鸠摩罗什(343-413)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即通行本《金刚经》)之前16章，也就是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至“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原文有2998字，现存1382字(含尚有痕迹者)，个个字大如斗，一尺见方，有“榜书之宗”的美誉。  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受访者供图南北朝时期，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多地出现了大量摩崖石刻佛经，绝大部分都与《金刚经》义理相同亦即谈论“空观”的般若类经典，如徂徕山的《摩诃般若经》石刻和《文殊般若经》石刻、峄山的《文殊般若经》石刻、尖山的《思益经》石刻和《文殊般若经》石刻等。除了这些摩崖刻经，还有意在昭示“空观”的摩崖题名，如“文殊般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大空王佛”等。此外，泰山周边还有许多般若类经典的碑刻，如曲阜胜果寺的《金刚经》碑、兖州泗河和汶上水牛山的《文殊般若经》碑等。尤为重要的是，在洪顶山的《法洪铭赞》石刻，内容是印度僧人释法洪来到山东弘扬“空”观。 以上表明，南北朝时期，以讨论“空观”为内容的佛教般若学在山东地区非常流行，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缩影。因为中国化佛教，就是以般若“空观”为基础发展起来，是般若学在中国流行的直接结果，而《金刚经》则是对般若“空观”最经典最简洁的表达，雅俗共赏，僧俗共尊，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流行的佛经，自古至今，具有极高的佛教和文化价值。 在中国古代，那些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会“勒石为记”予以赞美推崇，俾使流传存世。虽然学界对泰山刻《金刚经》还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但从以此经为代表的般若学与中国佛教的特别密切关系来看，“勒石为记”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中新社记者：《金刚经》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陈坚：《金刚经》是汉译般若类经典的代表，是佛教“般若思想”的精华所在。所谓“般若”，乃是梵语“Prajna”的音译，意为“空性智慧”，亦即领悟“空”的智慧，它是佛教的最高智慧。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乃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圣山。泰山文化集儒佛道三教于一身，它所蕴含的“圆融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智慧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刚经》被刻在泰山上，应该是最完美地体现了佛教“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圆融智慧”的“高峰对话”，结果即产生或印证了佛教中国化，如天台宗、禅宗等。换言之即，佛教的“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的“圆融智慧”共同参与了中国化佛教的建构。  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受访者供图《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取经过程中施展的七十二变就是《金刚经》中“空观”的体现：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不可执著于一个标准一种方法，只有随缘而变，才能解决问题。印度佛教是在印度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有特定的印度之缘；同样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因为中国文化的不同，必然随中国文化之缘而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这是《金刚经》“空观”的逻辑结论和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是以《金刚经》“空观”为核心的大乘佛教的内在要求。《金刚经》所说的“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以及“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也可以理解为只有不执著于印度佛教才能开出中国化的佛教，这体现出《金刚经》对佛教中国化的意义。 基于“空观”的大乘佛教是个开放体系，佛教中国化正是在大乘佛教的开放体系中自觉实现。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538—597)将这样的佛教中国化归结为“随情所立，助扬佛化”，其中的“情”就是中国文化之缘。 中新社记者：佛经是佛教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佛经的汉译又是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的？ 陈坚：佛教的思想通过佛经来表达和传播。佛教传入中国就是从佛经的汉译开始，而佛教中国化也是从佛经的汉译开始。在汉译过程中，译者不是简单地移植印度佛经，而是充分考虑了译文如何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比如东晋时期道安法师(312—385)就曾提出，佛经汉译要遵循“五失本三不易”的原则(参见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大意是说，把印度语翻译成汉语并让中国人能读懂是不容易的(“三不易”)，因而在尽量保持佛经原意之下，有五种情况可以不必遵循原经文本而按照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习惯来加以翻译(“五失本”)，这其实就是佛经汉译过程中的中国化。  江苏省南京市，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内的“汉文大藏经博物馆”中的金刚经雕版。视觉中国供图比如“五失本”之一是“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意思是说，印度佛经(“胡经”)重“质”不重“文”，而中国人(“秦人”)是“好文”的，所以翻译时不光是将其意思译出来，还要讲究译文的文雅和文学性，就像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金刚经》就是如此“文质彬彬”的“君子文”，有着极高的文学水准。《金刚经》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佛教流传最广且雅俗共尊的佛经，与其译文之优美文雅有极大的关系。 中新社记者：佛教传入并与中国文化融合发展后，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会如何影响世界？  陕西西安，大雁塔和玄奘雕像同框。唐朝高僧玄奘在推动以佛教为代表的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陈舒一 摄陈坚：所谓佛教中国化，其实就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并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佛教在古代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基于佛教“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圆融智慧”，建立起以和谐与包容为根本理念的中国化佛教。当前，随着中国扩大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化佛教也会随着这个缘走向更广大的世界，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和谐与包容的思想智慧。(完) 受访者简介：  陈坚，现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天台宗研究生导师等。主要研究佛学、中国哲学、儒佛道三教关系、中西宗教比较。著有《无分别的分别——比较宗教学视野下的佛教》，《心悟转法华——智顗“法华”诠释学研究》《无明即法性——天台宗止观思想研究》《烦恼即菩提——天台宗“性恶”思想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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