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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

　　光明日报记者 鲁元珍

　　在知名童装产业带浙江桐乡，一家童装企业负责人巧姐于半年前尝试淘宝直播。经过几个月的潜心耕耘，如今直播间月成交额已突破1000万元，成为直播电商风潮下的受益者之一。过去一年，淘宝天猫净增130余万店铺，新增55万直播账号，直播和短视频已经改变了电商模式，成为越来越多中小微企业和年轻人的创业入口。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中，阿里、美团、京东、字节跳动等平台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电商到移动支付，从外卖到共享出行，从直播到智慧社区，数字经济已经覆盖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交娱乐，改变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仅如此，数字经济在更好地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在吸纳就业创业、提升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数据分析师、直播选品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农村电商新模式的逐渐普及扩大了农产品销售、带动了增收致富，政务服务、在线课堂、互联网医院等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便利了人们的生活。

　　随着一个又一个创新模式的诞生，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9.8%，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稳固、支撑作用更加明显。

　　近年来，一系列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陆续出台，聚焦推动大数据、电子商务、“互联网+”行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数据要素等相关领域发展，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这不仅充分肯定了平台企业和数字经济在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也对其未来的发展明确了方向。

　　未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迭代发展，新基建快速发展，互联网用户规模不断扩大，都为数字经济发展夯实了基础条件。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广阔，也将在引领转型、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专家点评】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数字经济战略研究室主任高婴劢：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重塑全球要素资源和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近十年来，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兴起，生活服务数字化、消费行为在线化、社会资源共享化全面普及。“十四五”时期，中国数字经济步入体系构建新阶段，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围绕技术、数据、平台、算法等方面的数字经济治理逐渐成为新常态。在国际合作方面也将加快贸易数字化，构建良好的数字经济对外合作制度和环境。下一步需加快5G、集成电路、工业软件等产业集群化发展，增强本土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同时鼓励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通过规模集聚、优势互补，促进数字产业高速成长。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5版）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